Jun 6, 2024 30 min read 往期小报

职业病诊断的“迷宫”｜工劳小报 #43

01 本期重点
职业病诊断的“迷宫”

职业病和工伤是劳动者在工作中经常面临的身体问题。与更多突发、急性形式产生的工伤相比，职业病是在较长时间内积累形成的慢性损伤，难以及时察觉。

2018年，工人李明伦在就诊时意外发现身患尘肺病，却因为劳动关系难以认定而迟迟无法做出职业病诊断（来源）；2014年，工人郭丽丽确诊白血病，却因难以证明从事职务与致病因素的关联而迟迟无法获得职业病诊断（来源）；2011年，工人赵怀德在朝阳医院确诊尘肺病，但因矿工身份认定艰难，在职业病诊断的过程中病情已由一期进展到三期（来源）。在涉及职业病补偿的司法纠纷中，最常见的争议点有两个：其一，是劳资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其二，就是劳动者的职业病诊断。

按照中国《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职业病诊断工作须具备相应资质并备案。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的医疗卫生机构才能为劳动者开具职业病诊断报告。

在著名的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案”中，多家医疗机构确诊其患有尘肺病，但并不能开具相应的职业病诊断；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做出了职业病诊断，却因没有相应资质而被河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有这一资质的当地职业病诊断机构则只将其认定为肺结核，使得张海超维权困难。

截止到2023年，各省级行政区备案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中，四川省有30家（来源），浙江省有33家（来源），辽宁省有19家（来源）北京市有30家（来源）...总体来说，相较于一个省级行政区内的医院总量和人口总量而言，可供劳动者选择的职业病诊断机构比较有限，且职业病本身种类复杂，并非每一家医院都具有全部职业病的诊断资质，劳动者的选择就更有限了。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文件认为职业病诊断具有唯一性，即如果没有新的材料用于诊断，那么就无法在其他机构再次诊断职业病。不难发现，我国的职业病诊断工作中存在相对垄断状态。如果个别诊断机构在履行职能上不作为，或是依仗自身诊断权力的稀缺性大搞权力寻租，那劳动者无论是要妥协，还是绕开这些不作为的机构，亦或是逐级申诉，都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乃至经济成本。

那么，如果劳动者不在本地进行职业病诊断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

劳动者可以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这一条文的表述是“可以”，并不是一个刚性规定，在异地职业病诊断中，情况相似的劳动者可能遭遇截然相反的对待。例如，2012年至2018年间，四位广西人先后在广东某公司打工，后在广西工人医院被诊断为尘肺病患者。该公司却以四人不在法定地区进行职业病诊断为由，拒绝接受该诊断结果，并起诉南宁市卫健委和广西工人医院且胜诉。但在后续的二审中，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则判决该公司败诉，认为劳动者依法享有自由选择职业病诊断机构的权利，不同地域诊断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具有同等效力（来源）。同一地区，同一案件，基于对同一法条的不同理解，判决结果竟如此大相径庭。

一些省份的批文和公示则表示，劳动者申请职业病诊断时，不得跨地区诊断，甚至于拒绝受理这种跨地域的职业病诊断申请（来源）——这与《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是显著悖谬的。这种对法律理解、执行的不统一不仅塑造了各地不同的劳动维权环境，还使得职业病的异地诊断更容易遭遇“水土不服”的情况，事实上助长了职业病诊断工作中的相对垄断。在当前的劳动环境下，异地务工、不正式用工、不稳定用工都是常见情况，并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极大地妨碍了职业病诊断。现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授予了职业病诊断机构更多权利来向用人单位追索相关信息，这是利好劳动者的。但在当前劳动环境下，这依然无法改变劳动关系复杂、追溯困难、材料不全的问题。

说到底，职业病诊断难不是难在医学诊断，而是难在劳动关系上，相对垄断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问题，将其集中体现了出来。

02
工人动态

—— 工厂工地 ——

山东宁阳一煤矿发生透水事故，8人被困

6月1日，山东能源华丰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导致8名矿工被困。据报道，截至3日，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找到了1名被困矿工，但其已无生命迹象。值得注意的是，据了解，该煤矿此前因为安全生产不符合规定，今年3月已被当地能源局行政处罚3次。阅读原文1、阅读原文2

威卡威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人罢工，抗议公司搬迁厂区不赔偿

5月末，吉林长春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数百名工人罢工维权，抗议公司搬迁厂区却未给予赔偿。工人们指出，公司在搬迁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i) 以支援的名义让员工前往新工作地点，实际上是将原厂员工直接转移到新厂区; (ii) 通过处罚手段强迫员工前往新工作地点上班。当员工按照原合同前往旧厂区上班时，公司不允许ta们进入。阅读原文

理想汽车突发“秘密”裁员上万人

5月初，国产电动车主要品牌之一的理想汽车开始进行秘密大裁员。对于这次裁员，公司不直接宣布范围和名单，而是每天只通知一小部分员工，让每位员工都高度紧张，近似于“抽奖”。有员工估计，从5月初开始，理想的裁员人数已经高达万人，约占其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在裁员过程中，理想公司也倾向简单粗暴，不给员工谈判机会，要么指出员工违反员工手册，要么直接给出一纸“单方面解除合同”。近年来，大厂裁员越来越频繁，公司的手段也在进化。阅读原文

—— 服务业——

沈阳地铁保洁员罢工维权，抗议保险断缴

5月29日，沈阳地铁的保洁员们集体罢工维权。此次事件的起因是沈阳地铁保洁服务管理公司更迭，新公司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变更员工合同，不再为年满50岁的保洁员缴纳保险。参与维权的员工表示他们的工资仅为沈阳市的最低工资，节假日、过年都没有休息，也没有三倍工资。员工们的主要诉求是维持之前的劳动合同。新公司则用合法退休年龄无法缴费等原因推卸责任。阅读原文1、阅读原文2

长沙上千送气工人连日罢工，抗议燃气公司垄断

5月18日至23日，长沙市上千名液化气配送工人集体罢工，抗议燃气公司垄断市场、压榨配送工的收入。2024年初，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长沙液化气公司开始垄断配送市场，抢夺送气工人多年积累的客源，且补偿方案非常不合理。上千名送气工的生计受到严重威胁，最终爆发了这场大规模的罢工。目前，工人的罢工行动仍在继续。阅读原文

央视大楼外的“蜘蛛人”，在暴风中摇晃

5月30日，狂风暴雨中，一群高空作业的“蜘蛛人”在央视大楼玻璃幕墙外摇晃，令人感到十分揪心。据网传视频，在暴风来临时，这些悬挂在钢索上的工人来不及撤离，被强风吹得不停摇晃。据悉，当日北京发布了大风预警，预告称大风将达到7级。早在2015年，西安就曾发生过恶劣天气下，两名高空作业人员在空中摇晃后最终撞上幕墙身亡的悲剧。我们不禁想问，在有大风预警的情况下，央视大楼为何还要安排“蜘蛛人”进行高空作业？阅读原文

大连可口可乐业务人员遭取消基本工资、强制调岗

5月底，大连可口可乐的销售业务员工揭露了公司取消基本工资、强制调岗等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自从2022年开始，该公司进行了薪资结构调整，取消了员工的基本工资标准，改为执行奖助和销售提成收入，导致员工收入大幅下降。若员工不签署新的薪资协议，将被强制调岗，而拒绝调岗的员工则面临被开除的风险。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多员工仍在维权路上，而再就业也变得异常困难。阅读原文

—— 白领——

医院绩效改革，牺牲护士权益留住临床医生

5月底，京东因考勤制度调整、“断崖式”裁员和侵犯员工隐私等一系列事件频繁引发舆论热议。在考勤方面，京东将午休时间从两小时缩短为一小时，并取消了午休期间的关灯措施。对此，刘强东发表了“狼性”言论，表示不愿意拼搏的人不是他的兄弟，并称那些不拼的人会令每天加班的人利益受损。在裁员方面，京东近日对老员工进行了大规模的“断崖式”裁员。许多老员工在前一天还在为618促销活动加班到凌晨，后一天就收到了裁员通知。据悉，因为员工对裁员的不满言论，京东进一步采取了强制检查员工个人手机的措施。此举涉嫌侵犯员工的人格权，违反劳动法。阅读原文

京东：不拼不是刘强东兄弟、“断崖式”裁员、侵犯员工隐私

03
深度与评论

I. 端传媒：重返工运领袖孟晗的前半生

2008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还没转型、工人聚集、劳资矛盾激化，孟晗此时也因国企改制来到广州。孟晗在广中医工作时发现诸多用工问题，组织120多名员工罢工，武警介入后入狱。出狱后，孟晗加入组织“打工族服务部”，帮助利得近3000名工人举行三次罢工，在谈判桌上取得最后的胜利；不久后，孟晗等多名成员被捕入狱，并被逼迫认罪。再次出狱后，患病的孟晗始终处于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下，只能离开广州做些零工维持生计。阅读原文

II. 中国劳动趋势：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界定边界

为完成脱贫目标，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旅游业。相关的企业会雇佣当地少数民族演员，向中产汉族群体展现少数民族的刻板形象，其中充满了对少数民族女性的色情想象。这种工作入侵到劳动者生活的多个方面，不仅增加了劳动强度，还引发了他们对工作意义、性别和民族身份的反思。这些劳动者既是少数民族又是农民工，同时受到民族和户口的约束，处于被忽略的边缘。他们试图借用国家叙事来抵抗，却加剧了他们生活的殖民化。阅读原文

III. MADE IN CHINA JOURNAL：现代化的双刃剑

少数民族劳动者群体中，彝族农民工是被研究最多的，一个原因是家支传统和市场经济共同融合成了独特的领工制。在制造业转型、人口结构变化的新形势下，领工制逐步解体，劳务中介兴起；彝族女性更容易找工作、报酬也更高，传统的家庭关系受到挑战；彝族工人又流向环境更恶劣、监管更严密的新疆农场。现代化给彝族人带来教育和收入外，似乎也始终让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大部分人要想改善生活还是只能以身犯险或者突破道德约束。阅读原文

IV. 中国劳动趋势：二元土地制度、户籍制和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福利权

中国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屡次搁浅，一个原因在于二元土地制度。该制度下，工人可以在城中村的集体土地上找到廉价住房，弱化了他们对城市户口和福利的需求；而政府通过出售国有土地获得巨额利润，自然缺乏动力改革户口制度、提供福利。有趣的是，施行单一土地所有制的越南顺利改革户籍制度，但政府无力提供社会福利。不禁思考，土地财政枯竭的当下，劳动者还能保住多少福利？阅读原文

V. 汽车人通讯：车企裁员过寒冬，工人利益在何处？

在生产过剩、资本竞争和技术更替的影响下，国内汽车产业掀起了一场裁员潮。文章详细统计了燃油汽车、新能源汽车厂的关厂和裁员赔偿情况，可以清晰地发现，不少被裁员工能获得不错的赔偿。不提劳动者创造的远比得到的多，单从法律角度来说，部分车企的裁员并不在法定“经济性裁员”的适用范围；车企还会通过欺骗、诱导、逼迫工人离职等方式避免法律纠纷。面对这样的劳动侵权行为，如果缺乏像孟晗一样的斗争者，工人的权益又该怎么维护？阅读原文

VI. 极昼工作室：跑楼大妈与看不见的外卖江湖

跑楼大妈是个独特的群体，用餐高峰时她们站在大厦前，相互争抢着骑手手中的订单，再熟练地将食物送到高楼各层。虽然她们人不在骑手系统中，但她们的效率早已被计算进去。如果没有她们的存在，骑手将面临订单减少、超时被重罚的风险。尽管跑楼大妈某种程度上是被系统创造出来的，但她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家庭和憧憬，她们的生活处境依然值得关注。阅读原文

VII.网易数读：沉默的二本学生，困在出路里

在高考之际，一个事实值得被正视——二本院校是大多数学生的去向，而就业市场上二本毕业生缺乏竞争力。二本院校在资金上缺乏政府支持，面对糟糕的宿舍环境、落后的教学资源也无力改变；而学生们则会因为求职难、学历歧视、缺乏社会支持等原因，深陷焦虑、自卑。他们往往会选择考研、复读、尽早实习，为自己博一条出路。阅读原文

04
调查与报告

05 工运谈
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路线

1978年底，正值民主墙运动进行之时，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开端，以及邓小平登上权力高峰。此次会议后，邓小平及其同僚们在面对洋冒进导致的经济恶化和七十年代以来不断爆发的工人抗议与不满时，为了维持和巩固党的权力结构，确立了以“放权让利”为基调的改革路线。

相比于华国锋雄心勃勃的“十年规划”所偏重的重工业和高积累[注1]，邓小平及其同僚们倡导的改革范式则注重利润激励、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市场机制，将部分财权下放给地方，激励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的同时，生产更多计划外的商品以留成和支配部分利润[注2]。为了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争取政治上的认同，企业留成的利润更多的用于继续上调职工工资[注3]，降低积累率，还实施了按劳分配的奖金制度[注4]。在经济结构上，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促进消费品的生产和住房服务的建设。因而，城市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工资和奖金，更丰富的消费品供应和住房条件。

党的领导层除了用“利润挂帅”替代“政治挂帅”，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外，在面对民主墙运动提出的工作场所中缺乏民主权利等诉求，邓小平等人倾向于发展威胁较小、易于控制的官方民主参与渠道。通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核心，恢复国营企业中工人选举车间主任、工段长和班组长等基层干部的机制，以此重新树立官方工会的威望。一系列涉及扩大工人参与管理企业权力的变革，包括讨论、监督和批评等一揽子职能，则是通过党委控制下的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固定下来[注5]，试图缓解和消融工人阶级整体对政治变革的要求。正如李先念在全总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表达出的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十几年没有工会，靠那个“造反有理”的一些组织，弄得六神不安，搞了上十年。所以，恢复了工会、青年团和妇联。党为什么不用这些群众组织联系群众......要经常讲、不断地讲，讲运用工会这个强有力的组织，联系广大工人群众来做工作” [注6] 。

另一方面，党内同意扩大职代会职权的实践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确保权力的下放能够提高生产力，就必须要保证领导层具备出色的技术能力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试点企业内将职工奖金和福利与工厂绩效直接挂钩，工人因而有动机选举出能干的领导来管理企业，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的负面效果。企业选举制度也旨在配合促进政治与知识精英融合的目的，清理1949年前的革命干部和之后提拔上来的工农干部，培养更年轻、受过高等教育和具备专业技术或管理技能的新干部，不再从工人当中直接晋升干部。

因此，邓等人的“民主”不是工人所提出的让生产者逐步获得支配他们的生产条件和产品，并且决意摒弃毛的斗争哲学和周期性群众运动。邓贯彻了其对阶级斗争一如既往的深恶痛绝，在三中全会上宣布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消失，否定党内存在红色资本家的说法。1979年春，邓及其同僚们开始镇压批判中国政治和工业制度的民主墙运动，查禁民间期刊和逮捕民运领导人[注7]。

但是，镇压并未引起更多群众的同情。这是因为自七十年代以来，群众对“继续革命”路线感到失望，逐渐产生了政治冷漠感。同时，新的改革方针向工人投掷了糖衣炮弹，并强调生产力压倒一切的原则。实质上，这些都在瓦解工人阶级的意识，导致社会生活普遍去政治化。人民日报社论直白地表达了统治阶层的这一目的：“多出油就是石油战线的政治，多产煤就是煤炭工人的政治，多打粮食就是农民的政治，保卫边疆就是战士的政治，努力学习就是学生的政治” [注8]。

总的来说，这就是70年代末改开初期的大背景，党高层有关经济发展和群众政治权力一系列的政策的变化，并非是完整系统的国家发展战略，而是在上层经济发展路线的斗争，政治权力的争夺，以及群众运动的压力中产生的。这些政策除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目标，更是恢复党的领导权威和对广泛的工人不满的一种政治回应。通过让步经济性要求，建立官方控制的各种“民主”形式，并压制工人激进的政治性诉求。

作者：文森

本文注释及工运谈之前的内容请参考：《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史札记》‌‌

06
法律与维权

指南：图解劳动法

这是微信公众号“五年四班劳动委员”在一次活动中征集到的投稿，全部都是关于劳动法的信息图，包括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合同、索要加班费、劳务派遣等多个议题。图片的作者们试着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将晦涩难懂的法律关系清晰展示出来。阅读原文

判决：工伤界定惹争议，工作时间及场所成胜诉点

来自河北农村的李某，在北京某公司就职期间，在宿舍厨房突发疾病猝死，公司以李某用餐后在厨房洗碗时猝死属于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为由，拒绝为其申请工伤认定。法院认为，公司的考勤记录仅显示李某的上班时间而无下班时间，其工作时间模糊。此外，公司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宿舍与办公室没有混同，其被同事发现在公司厨房内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符合视同工伤的规定。

疫情前后，“居家办公”“宿舍办公室混用”等现象已较为普遍，许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地点不固定，因此在许多庭审中，劳动者如何举证自己在工作成为难点。本案通过打卡记录、工作场所两点向我们展示了其在庭审举证中的重要性。

阅读原文

07
资源推荐

纪录片：SALARYMAN(工薪族）

一边自嘲自己是“奴隶”或“社畜”，一边将公司规章放在最优先位置的“工薪族”，是日本独特的社会制度与伦理观下的企业战士。他们怀抱着怎样的苦恼和悲哀？哥斯达黎加导演Allegra Pacheco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并采访了一百多名日本工薪族。身为摄影师的Allegra Pacheco在东京深夜闹市中，首次见到穿着西装的工薪族们睡在大马路上时，脑海中自然浮现出“公司在谋杀”的想法。于是，她用白色粉笔在他们周围画出轮廓，并拍下了照片。有些人一边承受工作压力一边养家糊口，而另一些人则辞职、患上精神疾病，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战后复兴发展出的工薪族社会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存在。作为公司消耗品生活的他们，所追求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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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图片故事

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展作品《隐形家务》（来源）

打工人的520，阎王和老板，都很爱你

09
劳动碎语

现在学校每个月给我几千元的工资，低于5000，但对我的家庭来说，至少当下，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但我在社会性生存方面，也就是日常生活上，确实比较弱，没办法。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一直在社会底层工作，一方面是我对哲学有热情，但对工作没有热情，我不太想在工作方面提升什么，所以我一直是一个“无技能工人”，我很难赚到钱，也经常面临经济上的窘困。

来自《离开工厂后，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