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谈】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人史札记
前言
很多开始对工人问题感兴趣的朋友，经常会问的是，有没有系统梳理中国工人历史的材料，特别是当代工人史？在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材料中，尚未看到这方面的合格作品。官方叙事的历史，涉及当代的部分参考度不高，更多的是各派学者、媒体、团体等等关于某个工人群体或者事件的分析评述报道。资料不可谓不多，但如何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在这些材料里提取信息，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呢？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越来越明确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类要素，并改革相应的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当代工人正是伴随着这个过程逐渐形成的，他们思想状态的演变、行动特点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些要素产生过程的了解，是理解中国当代工人问题的基础：生产资料是如何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市场经济的商品流通是如何建立的，只拥有出卖劳动力自由的无产者群体是如何形成的等等。
相应的，原公有制基础下的企业所有权如何演变，社会财富的产生和去向，国企工人的地位、工作生活保障如何被剥夺，改开后占有小部分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如何被迫卷入资本市场、成为雇佣劳动力，由此形成的当代中国工人思想状态、反抗行动有什么特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同样作为工人阶级，中国工人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有什么同与不同，都有哪些具体表现等等。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梳理手头的材料，并据此整理出一份札记。
札记的内容，将以概括性的叙事和具体事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以时间为轴，以各类工人群体意识发展、组织状态、行动方式为主线，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公有制解体及私有经济建立发展过程中工人身份、处境变化，及相应的重要背景环境和事件过程等等。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连载，能够描绘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人阶级的面貌和行动的大概轮廓，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走到了今天。欢迎读者朋友参与进来，提供材料、提出问题、补充观点等等。在此基础上，结合读者的反馈和讨论，后期能够进一步补充材料整理成册。
作者：欢欢
农村工业的兴起和衰落及其中的工人
改革开放后，在由公有制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农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探路计划外商品市场的作用。随之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形成了一批更为适应自由市场的企业管理者和农村工人。在这个背景下长出的农村劳动者群体，有传统农民未接触过的工业生产经验，但又不同于城市工人的大生产经验和地位。这些经历会对他们的意识和行动产生怎样的影响？乡镇企业衰落后，这些人在进入城市大工业生产过程中会带着怎样的特点？是否可以认为乡镇企业的经验是塑造沿海私营工业部门中经营管理模式和工人状态的重要阶段？我们需要更多材料来理解。
社队企业发展和社队工人
我国农村工业化从1950年代便已开始，在经历了一次不算成功的发展过程后，农村集体工业在1966年重又以社队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最初的社队企业，产品以农副产品加工或者手工、日用品为主，主要供应地区周边市场，少有出口。1970年，在社队企业发展比较快的南方，如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响应政策，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
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经过十年的发展，1976年社队企业数量超过100万家。1978年社队企业发展到152万个，企业总产值达493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4.3％。94.7%的公社和78.4%的大队都拥有自己的工业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共有2800多万农村工人，占农村劳动力9.5%。[注1][注2]。
此阶段的社队企业仍属公有制下的集体经济性质，生产资料的获得和占有都是在集体名义下，利润分配也遵循相应原则，不被私人占有，社队工人对于自身劳动的认识和其他农活类似，是为集体利益劳作。不过，此时社队工人和城镇工人的身份、待遇存在着巨大差距，不在城镇工人的劳动保障政策之内。特别是队办企业往往以工分代替工资。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社队工人有限，因此推测他们极有可能完全将自己视为普通农民，或者有些工业生产技能但仍需种地的农民。
乡镇企业兴起
1982年起，中央一方面在农村全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撤销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政府，取消生产队改建村民委员会。至此，农村公有制基础的集体经济被正式瓦解。原有社队企业也逐渐转变为乡镇企业[注3]的管理模式。在之前社队企业积累的技术、人员、生产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乡镇企业得以继续发展。1984年市场化进程全面开始后，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农产品价格不稳定，迫使更多农民减少了在土地上的投入，而在工业生产中找出路，因此更促进乡镇企业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到1998年，乡镇企业发展到2004万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从业人员12537万人[注4][注5]。按此数据可以看到，乡镇企业个体规模往往不是很大，平均每个企业不到7人，大量私人企业只有2-3个人，生产特点更接近个体户或加工作坊。
根据所有权限，后期发展出的乡镇企业可以分为两大类，集体所有制企业（村办企业、乡办企业）、非集体所有制企业（私人企业、合资企业）。乡镇企业没有了社队的公有经济属性，其中村办企业主要由村干部直接掌控，乡办企业则由乡政府任命经理管理。由于生产资料的获得，产品的生产以及售卖，乡镇企业主要面对的是国家计划外的市场，实质上并无上级管控，更没有工人内部监督，因此企业管理层对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有直接的管理权。而这个特征，也让乡镇企业成为当时由公有制计划经济转向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种过渡型的生产形式。可以说，乡镇企业吃着公有制社会积攒的物质财富，长出了私有制企业的雏形骨肉。尽管除乡办企业之外，大多数乡镇企业的规模都较小，九十年代中后期逐渐衰落。但由于吸收过大量农业劳动力，为日后市场经济中的更具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培养了有经验的管理层和工人。在这点上，和一些农村未经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可能对后来农村迁徙到城市的工人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说明：由于资料所限，关于社队、乡镇企业中工人的一手材料少之又少。难以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内部更详细的管理特点，管理人员、工人对于自身身份、地位的认识，对于乡镇企业的性质有何看法，对于国家政策的看法认识，等等。欢迎读者对于文中的论述提供建议以及一手材料（如调研、访谈等）。
[注1]马杰三主编：《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注2]韩俊《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农村经济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注3]乡镇企业的概念，这里采用潘维在《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中提到的：乡或村政权全部或部分所有的企业，或至少是在这两类“基层政权”庇护下运作的乡村企业。
[注4]需要注意的是，乡镇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的相关数据可靠度不是很高，数据仅可提供一个概念。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以乡村办企业为主。但1980-9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其中参与劳动的情况，是不争的事实。
社队、乡镇企业的管理和其中的工人
上一期文章概括介绍了农村工业发展的情况及乡镇企业兴起的脉络。有关这其中工厂内部管理和工人情况的一手材料十分有限。结合上文的参考材料，与另外搜集的1982年中央政策研究室在苏州布置的地方调研材料（吴县光福公社），以及北京、张家港等地的地方口述史，和一些网络材料。我们粗略描绘改制前各地区社队、乡镇企业的生产特点和工人状况，可以从中一窥1980年代在农村集体工业较发达的地区，社队和乡镇企业的内部情况。
社队企业概况：以光福公社为例，该公社共有18个社办厂，27个队办厂，吸收了超过30%的本地劳动力，占本地产业总值76%。产品以农副产品、建筑材料、日用品为主，主要销往国内大城市，也有部分交售国家计划。在北京郊区的村镇，1980年代初期已有电机、木材、肉食品加工等等大大小小各类加工厂。这些工厂最初往往只是几个懂些生产技能的师傅带着徒弟，利用乡村提供的免费场地、设备、原料等，开始生产运营，成为后期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
工人来源：社队企业主要以本地人为主。如光福公社90%以上的生产工是本地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小部分来自城镇。北京郊县某木材厂一共有百余名工作人员，除去外聘引进的技术人员，工人基本都是本村村民。乡镇企业规模壮大之后，也开始吸收外乡劳动力，但仍以周边地区人员为主。
技术：厂内专业的技术人员极少，初期大都是靠长期生产实践中自学摸索的土技术员。青年职工希望学习文化技术的热情比较高，一些厂开办了学习班，但仍满足不了职工和生产的需要。当时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这些企业会聘请国营工厂的技术人员在休息日来指导生产，教授技能。由于乡镇企业求贤若渴的状态，这些技术人员也很愿意能够一边挣外快一边实现个人价值。据称上海当年有4-5万这样的“周末工程师”。
管理：当时社队企业的管理人员，除了村干部，也有从平时的劳动生产里发现的各种有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头脑灵活的人。企业管理往往身兼数职。一个被调去大队仪器厂做厂长的数学老师曾回忆说：“从生产到业务，再到管理员工，都得自己全权负责。压力还是挺大的，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在琢磨着厂子的发展。”
职工纪律方面来说，相对容易管理。除了是本地人，互相熟悉的原因外，光福公社的报告里分析说，也是因为没有铁饭碗，工人表现不好会被除名回家务农。而且与务农比较，在工厂里收入和生产条件都更好些，因此职工更为珍惜工作机会。北京地区有句民谣“一年干一年超，三天不干直了腰”，也是指在生产队工作拿不到钱，还不如去做手艺当小工，能挣点零花。这说明工业生产对于村民经济生活改善的重要性，同时这种管理模式也说明，乡镇企业甚至之前的社队工厂里，管理层掌握生杀大权，工人除了做工，对生产经营，工作保障都没有实际的权力，可以算是半雇佣状态了。
企业利润：19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前，在集体所有的企业里，按制度企业的利润不进管理者的个人腰包，除了留有一部分做企业扩大生产，相当一部分利润会上交集体使用，用来提供职工、村民福利，以及本地农业建设、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集体事业方面的支出。也有实际上私人经营的工厂，则是村里帮助引进企业技术，提供场地，收取分成。由于工厂收入以及对乡村建设的带动，可以看到，在农村工业较发达的地方，村民们对生活改善的情况普遍表示满意。很多家庭盖房，购置家电家具等。
工人思想状态：在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从领导到工人，生产的目的是集体利益，制度上不允许管理或是工人利用集体财产谋取私利。工人的生活因为工作有所改善，加上一些勤奋正直的管理者带动，生产热情也很高，会加班加点努力工作。但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人们已经开始“向钱看”，更为注重个人实际利益。管理层贪污盗窃、经济犯罪的现象屡禁不绝。工人则是学了技术就走，哪里挣钱多去哪里。虽然和国企里类似，也会有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但很形式化，领导主要忙着做销售，找工厂出路。
参考资料
- 《吴县光福公社社队工业职工队伍的状况》
- 平房口述史
- 口述历史系列
- 故事丨 “星期天工程师”的特殊力量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国家在各个方面全力推进市场化进程：放开生产资料价格管控，推进教育、住房、医疗市场化改革等等，允许中小国企破产重组，同时放开国内市场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体系。
随着市场进一步放开，曾经依靠地方扶持政策和资源而兴旺起来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越来越难以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和那些可以灵活应对市场，投机倒把而不守规则限制的私人企业竞争。同一时期中小国企的衰落也直接影响到和其业务相关的集体乡镇企业。曾经风光一时的集体乡镇企业陷入产权不明晰，管理层贪腐，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差等等各类负面评价中。
1993年，农业部发出《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实际上是鼓励将乡镇企业的集体资产全部或部分出售给个人。但这一私有化进程，最初受到一些来自企业管理层的抵制，特别是在沿海一些乡村集体工业发达，经营较好的企业中，一直到2000年左右才进行比较彻底。[注1] [注2]
从学者调研资料和企业家个人口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乡镇企业管理者并不确定国家对私有化的决心，有些人担心日后翻盘算账；有些人担心企业是否还能得到政府的政策扶持；对于资产庞大的乡镇企业，个人购买股份也需要途径拿到足够资金；而那些经营不善亏损的乡镇企业，则无人愿意接手，干脆直接关门。[注3] [注4]
相对管理者对于改制的疑虑和盘算，没有资料显示乡镇企业工人对于乡镇企业改制发出过明显的反对声音。与国企改制过程中国企工人的抗争浪潮相比，乡镇企业工人显得格外安静。不难理解，乡镇企业工人一开始对企业生产管理就没有发言权，接受曾经的“领导”或者领导的儿女，转变为“老板”，这一过程并不困难。毕竟对乡镇企业工人来说，在企业做工只是提升生活收入的作用，没有任何政治地位改变。乡镇企业改制，工人不会得到更多，但也无法丧失更多本来就没有的权利。
曾经红火一时的农村集体工业，在私有化大潮中默默地消亡了。
对于整体乡村经济来说，1990年代，受市场经济冲击，各类物资价格变动频繁，国家政策偏向发展城镇经济，农民个体难以抵御，需要从农业生产以外寻找出路。而内地农村工业发展的规模有限，本就无法完全承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再加上乡镇企业衰败，更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出。相较之下，大中城市的私人资本、沿海地带工业区在不断发展壮大，内地农村的劳动力开始涌入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带。1994年11月，劳动部发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实质上放开农村劳动力流动，由此形成了1990年代规模逐年扩大的民工潮。
而这以后，在沿海工业带聚集的产业工人，又形成了新的工人群体。
[注1]岁月留声——建县（市）60周年口述史连载三：扎根长江，奉献一生
[注2]建县（市）60周年口述史连载四：从社办小厂到中国企业500强的跨越
[注3]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 (秦晖)
[注4]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 (潘维)
作者：欢欢
城镇国企改革与工人抗争脉络
页页有胜利。
谁来准备庆功宴？
代代出伟人。
谁来买单？
一大堆史实。
一大堆疑问。
——《一个工人读历史的疑问》布莱希特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和日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曾经保障工人就业和待遇的国营企业，愈发被市场化逻辑所要求的私有化、利润最大化和劳动力商品化所不容，亏损问题日趋严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为次年开始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提供了合理理由，开始加速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进程。数以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被管理层宣布破产或被其他企业兼并重组。在“咱们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和“从头再来”的歌声中，下岗工人数量从 1993 年的不到 700 万猛增到 2001 年的 1800 万至 2000 万[注1]。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曾经熟悉的工人阶级生活犹如大厦在一瞬间崩塌般分崩离析。然而，从文革造反落幕到开展激进的市场改革，这之间经历了几度跳跃，工人们又如何在多次斗争及失败后来到90年代面对大下岗这一历史性的挫折，则要肇始于1978年从渐进到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进程。
本文对这一复杂改革进程的叙述将聚焦于两个方面：
- 在没有本土资本阶级且不牺牲统治者政治权力的前提下，政治和经济权力是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被集中到官僚集团手上，使得他们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承担起强化市场价值规律和重组阶级关系的领导角色，并最终形成一个官僚-资本阶级。
- 工人权力是如何被逐步弱化，社会和政治地位如何被蚕食，最终转变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
之后的系列文章，将不仅仅是详细论述社会主义中国是如何从内部瓦解，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及工人群体是如何被拆散、被瓦解的。文章还将对改革初期至国企改制及大下岗之后，这一历史脉络中已有的工人斗争材料进行回顾，帮助我们了解国企工人行动特点、斗争意识的变化，以及对党和改革开放看法的演变。
例如1989年六四运动中，工人们提出了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民主诉求——反对工作场所的官僚独裁，要求实现工作场所的自我组织和管理。而在国企改制和大规模下岗潮后，工人的身份认同和斗争策略沿用了一些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例如利用主人翁话语和集体利益来进行动员。
同时，在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及其劳资关系合法化的霸权下，工人们还采用了司法公正、公民合法权利和反腐倡廉等策略性论述，试图统一工人诉求和争取主动性。诸如通化钢铁工人代表在斗争前期熟练掌握统治阶级话语，聚焦于揭露和打击企业干部私吞侵占国有资产等违法违规行为，来进行逐步突破[注2]；武昌五金交电工人代表通过维权大会和证据资料，来提高工人们对于公司非法改制事实的认识。他们动员工人团结起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进一步通过媒体宣传来揭穿公司欺上瞒下的谎言，争取社会上更广泛的群众支持[注3]。
在对这一历史脉络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个具备阶级意识、具备整全形象的工人阶级如何再次出现；工人阶级如何再次团结起来，与官僚-资本阶级进行斗争；如何超越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所构想和建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局限性。
[注1] Lee, C. K.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注2] 国企工人一场漂亮的狙击战：通钢事件
[注3] 改制职工维权 十六年也不晚！｜武汉市武昌五金交电公司职工维权纪实
在前三十年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国营企业中，工人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生产资料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全民所有。并且新政权常常在意识形态上告知并教育工人，每位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翁，在企业中工人与干部是平等关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代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是在与残余的旧社会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中不断推进的。诸如1956-57年中爆发出的工人罢工与请愿中，工人们与企业内党干部的官僚作风和旧社会经理人专制管理模式进行斗争，以争取工人基本权利，工厂管理的民主化和工人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而1950年代末鞍钢宪法的诞生和文革初期发展出来的小范围车间自我管理小组等工人组织，则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初具雏形的工厂民主管理，在具体的增产提效、革新劳动条件和改善职工待遇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短暂的局部工厂民主实践中，工人们能够真正地介入到技术革新、生产计划的制定和工厂选举等工厂事务当中。其次，车间自我管理小组内部的选举由工人自己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学习直接绕开行政系统，由所在的各车间、班组牵头组织集体学习，不再由干部说了算[注4]。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愿望，反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生产生活问题，并与试图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官僚阶级进行斗争，以推翻干部特权和官僚专制。然而，随着1968年开始对工人造反派的镇压，当权者迅速地将工厂自我管理实践扼杀在摇篮里，阻碍了工人主人翁意识的真正形成。但它仍然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工作场所民主管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厂长专制、精英治厂和所谓的自由民主。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革中部分积极参与斗争的造反派工人，在积累的政治运动和对抗权威的经验，和被镇压后积累的不满情绪基础上，在四五运动之后又迅速汇聚为民主墙运动，并且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影响下，出现了成立工人独立组织的呼声。
由于工人周期性抗议带来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以及党内派别关于改革路线的斗争和经济效益的考虑，再加上私有资本仍然处于从无到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始积累阶段，难以威胁到社会主义劳动实践，因此这段时期国营企业仍保留了单位的制基本特征——公有、终身就业和福利保障，而将早期的改革重心放在以放权让利为主的路线上，改变企业管理和用人制度，以及相伴生的副产品——高福利、奖金激励和1980-83年短期的有限工作场所民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上半叶，改革路径主要是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开始。通过解体农村公社和建立经济特区，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动纪律逐渐深入农村和东南沿海腹地：在农村催生了乡镇企业；在沿海经济特区引进了大肆采用泰勒制，将工人当作机器的外资工厂。从而开启了朝向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演进的大门。
[注4] Bettelheim, C. (1974).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风暴前的暗流——1974-5年工业动荡中的工人抗议与不满
本篇将首先回顾七十年代尤其是1974-6年的工人行动。这是因为要想理解1978年到新千年初期的国企工人运动史，需要对70年代的社会情绪、工人群体的反应，抗争的诉求和意识的变化有一定的了解。
1966年毛泽东号召群众自我解放，进行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以推翻党内享有特权、进行剥削的走资派和官僚。然而，随着群众运动的愈发激进化，一些造反派试图推翻所有干部并挑战整个党的权威，偏离了毛等激进派领导人设想的群众运动轨迹。1968-71年军方介入，对造反派进行大规模镇压，及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对文革的怀疑和政治幻灭感在群众中蔓延，再加上长期紧缩政策导致的物质生活的匮乏，毛主义言论开始失去其政治与精神激励的作用[注1]。红宝书和毛像成了空洞的象征，愈发教条而形式化。1971年以后，四人帮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虽然常常宣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但与现实相去甚远。工厂管理对工人的压制与管控加剧，以及曾经被打倒为走资派的旧干部纷纷官复原职，工人在政治和企业管理中具备的实质性影响力越来越小。正如Sheehan所说，四人帮所宣扬的工人力量和政治意义的巅峰，实际上只存在于《解放日报》的专栏[注2]。在经济和政治不满情绪的推动下，城市社会出现了持续的社会混乱，怠工、缺勤、罢工、黑市非法交易、抢劫银行和粮仓在内的普通犯罪激增。[注3]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导致再次出现派系斗争和生产中断，将70年代初以来群众日益滋生的不满情绪和零星抗议凝聚起来。工人们再次串联和组织起来，要求加薪，抗议工人与干部之间的不平等，并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更加连贯和具有明确诉求的运动。而官方为批林批孔运动所组织的大字报、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等也常常被工人们利用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前造反派成员李一哲小组，在1974年4月张贴的大字报《广东怎么办？》中，直接表露出对政权的批评，“提出生产停滞、青年外逃、特权成风、没有民主”等现实问题，猛烈攻击“林彪体系”[注4]。同年秋天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更是将抗议对象指向党内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官僚阶级贵族，以及个人崇拜和缺乏参与管理等问题，得到了参与运动的工人的普遍共鸣。
1974年重阳节，广州爆发白云山事件。以工厂工人和插队青年为主的数十万人借助重阳登高的名义登上白云山，抗议干部特权、贫富差距等不平等问题。工人们说道：“我们一直在等待文革的果实成熟，但收获的却是酸涩的。 我们厌倦了运动和干部的特权”。另一群工人在山上喊出：“白云山是广州革命的象征……这是群众的功劳……我们有权随时登上它……打倒在这座革命纪念碑上发展起来的所有豪华别墅和精英鱼塘！打倒压制批评和不听李一哲这样的人意见的当局！”。[注5]
杭州则是在1974-5年间连续举行罢工，工人们的普遍诉求是要求发放奖金和提高工资。最为严重的时候，1975年夏天，杭州的二十多家企业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接二连三地罢工。工资纠纷或派系斗争被视为杭州罢工的主要原因，但更普遍的问题可能在于，酷热，苛刻的工作条件、干部拒绝参与体力劳动、福利设施差和官员舒适的生活条件[注6]。而王洪文在面对杭州工人罢工时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将罢工分子送入监狱，反而导致罢工进一步蔓延。最终，邓小平被派去解决问题，他表现出更为温和的态度，向群情激愤的工人表示，工资问题会被逐步解决，成功说服了大多数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注7]
然而，邓小平发起整顿运动，清洗文革时期新近入党的造反派，引起了后者的激烈反抗。在1975年末到1976年上半年，在毛的同意下，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厂再次陷入两极分化的尖锐斗争中。大多数人对这场运动感到恐慌，表现得非常冷漠[注8]。正如洛阳工人理论学习小组成员所承认的，虽然工人们对他们的讲座感兴趣，尤其是他们将激进的思想和相对温和的改革建议结合起来，提出工人必须要有监督管理者的权利，并且至少要在车间级别进行选举。但大多数人厌倦了政治运动，不愿参与到激进派组织的抗议活动中。人们想要平静地生活并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恢复正常的生活[注9]。相应地，邓小平强调发展经济的务实路线所代表的稳定，杜绝派别斗争带来的结束大规模政治动乱的希望，物质激励政策承诺给工厂工人的物质利益，赢得了部分民意的支持。[注10]
1976年周恩来的逝世则成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转折点，点燃了绝大多数民众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将群众对四人帮路线的不满日益公开化，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自发运动，即四五运动。
[注1]大跃进结束后，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工人的工资被压低或冻结。在三线建设和文革时期，紧缩政策被更加全面的推广。
[注2]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47
[注3]Wu, Y. (201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04-5
[注4]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
[注5]Wu, Y. (2014).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11
[注6]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46-7; Forster, K. (1990).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M.E. Sharpe. P226-7; Dittmer同样描述了杭州的罢工，起源于杭州建材厂，蔓延至半个城市的工业停摆。虽然笔者无法确证Dittmer所描述的罢工与Rebellion中描述的罢工是否为同一事件，但从描述的规模、王洪文镇压的情况，以及其他参考材料如《人民日报》在7-8月对杭州事件的多次报道等来看，有理由推测它们可能是同一事件. Dittmer, L. (2022).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65-6
[注7]Dittmer, L. (2022).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The post-liberation epoch 1949-198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66
[注8]Wang, S. (1995).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55
[注9]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56-7
[注10]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国务院于10月份起草了三份政策文件，分别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些文件呼吁全面恢复管理者在工厂中的决策权和控制力，提高工人的物质奖励，并重获知识分子的支持，同时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并改革高等教育体系。
作者：文森
四五运动
1976年3月中旬开始，南京、郑州、武汉、北京等城市陆续涌现抗议活动。TA们将问题直接与党的高层联系起来，特别是对四人帮的直言不讳的批判，乃至毛本人。多个城市的活动人士通过在火车上用柏油涂抹标语口号等方式连接在一起，并计划在4月5日举办群众集会悼念周恩来[注1]。
随着清明节临近，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违反市政府发布的禁止悼念周恩来的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摆放花圈，张贴大字报和发表演说。抗议活动于4月3号至5号达到了高峰，期间约有两百万人次聚集在此[注2]。
此次运动的参与者的派系成分复杂，前红卫兵中的工人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短暂的“合作关系”，也包括同样不希望四人帮接舵的官复原职的老干部[注3]。工人们对四人帮的反对，同1966-1968年造反派工人对老干部的进攻一样，是与生产车间和党内出现的官僚专制进行斗争。虽然基层斗争力量在69-71年的镇压中被根本性地削弱，但工人们仍然能够利用大规模集体运动的经验，依托工作单位组织起来，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而不仅仅是党内高层或者自由派所呈现的“两条路线”的派系之争[注4]。
4月5日，运动被迅速镇压。但在四人帮对工人物质诉求的压制和对工人行动进行坚决镇压的背景下，罢工、怠工或旷工仍然在几个城市中持续发生，表明了其民意基础的完全丧失[注5]。
1976年9月毛去世后，四人帮迅速被打倒。虽然大多数工人没有直接表达对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但这场运动却使得邓小平在1977年7月回归党中央。戏谑的是，四五运动又被邓等人呈现为民众为支持邓和已故的周，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英雄事件[注6]，从而歪曲为民众对1966-1968年群众运动的否定，掩盖了两场运动在思想和行动形式上所具有的连续性[注7]。
[注1]关于在火车上涂抹标语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Williams, P. F. (1991). Some Provincial Precursors of Popular Dissent Movements in Beijing. China Information, 6(1), 1–9. P2; 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49
[注2]关于四五运动更为详细的描述可以参见 Williams, P. F. (1991). Some Provincial Precursors of Popular Dissent Movements in Beijing. China Information, 6(1), 1–9; Heilmann, S. (1993).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bilization in China: Factions, Work Units, and Activists during the 1976 April Fifth Movement. China Information, 8(3), 1–19;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
[注3]例如Andreas书中所记录的，在四五运动期间，北京一些工厂的领导干部虽然怯于直接参与或帮助组织运动，但TA们派出不用工作的党员和白班工人参与运动。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1
[注4]对于自由派而言，则是以一种远离阶级话语和工人视角的精英主义姿态，将这段历史呈现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 vs. 极权恐怖的共产主义；对于邓小平等人而言，虽然同样是为了远离阶级斗争，但是为了掩盖工人们所提出的党内出现的“红色资产阶级”问题。
[注5]例如，在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人总工会在文革时期虽然赢得了极大的权力，但并没有为上海工人争取更多经济利益。并且工会更加关注政治影响力，使得工厂食堂、诊所、澡堂和托儿所等福利设施的服务质量恶化，并取消奖金。参见Perry, E. J., & Li, X. (1997).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stview Press. P187-8；李逊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注6]在四人帮仍然掌权时，将邓小平视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总后台和罪魁祸首，并称其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参见人民日报1976年4月23日。
[注7]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50
[注8]邓等人结成的宽泛而不稳固的派系联盟是由个人关系组成的网络，可以称之为“平反干部派”或“实事求是派”。TA们团结在一起的原因是，都在文革时期被打倒过，以及一个强大的对立派别的存在——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派，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随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分裂为改革派（如邓小平和赵紫阳）和保守派（如陈云和胡乔木），但派系内部成员彼此之间仍具备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
民主墙运动：1978年11月-1979年初
在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的斗争中，邓小平等人为了争取更多民意的支持，提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向工人承诺了更多的物质利益[注1]。同时释放了政治宽松的信号和对民主的承诺，导致了一系列政策变化。官方媒体开始倡导建立法治、保障思想自由和提倡开放选举。
政治控制出现的短暂松懈，使得民众更加大胆地发表政治言论。从1978年11月中旬开始，许多人开始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张贴在墙上。在天安门广场以西的西单长安街上长达200米的墙上，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民称“西单民主墙”。到了十二月初，刊物从北京流传到其他几个主要城市，汇聚成为民主墙运动。[注2]
在这场由许多不同的个人或团体共同参与的运动中，墙报、期刊、小册子和传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传播各自政治观点和主张的媒介，提出了各种政治批评和民主愿景。虽然民主一词被参与者反复提及，但其混乱而又多元的涵义则是堆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上，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以及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因而参与者并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共同纲领和统一的组织，而且往往分歧很大。
民主墙运动涵盖的诸多议题中，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最为相关的包括，工作条件差、住房不平等、低工资、干部特权和干部终身制等问题[注3]。这些问题在1979年后新的经济改革方案未能满足工人的诉求时变得更为突出。更重要的是，参与者提出中国国企的改革应该效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注4]，使得没能在四五运动明确表达出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得以再次发展。[注5]
这一思想的核心问题便是工人在生产环节中的控制权。工人阶级虽然被视为名义上的企业主人翁和领导阶级，但国营企业运作管理的实际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各级干部手中。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机械大队推土机司机韩志雄认为，正是经济管理上缺乏民主导致了政治上的民主缺失，只有保证经济管理的人民民主制度，才能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应该学习南斯拉夫的例子[注6]。这种工人民主形式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一，就是消灭干部在企业中的权力，使其可以随时被工人罢免，同时消除二者之间的分工和差异，使生产资料可以由工人自己直接民主管理。
王希哲在其题为《争取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演讲中除了对南斯拉夫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论述，还提出，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任务，首先需要将鞍钢宪法中的“工人参与管理”转变为“工人直接民主管理”[注7]。另一篇题为《废除厂矿等企业基层组织行政领导权》的文章中写道，“南斯拉夫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在关键时刻废除了厂矿基层单位党组织的行政和生产领导权，并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我们应该从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的基层单位开始。废除基层党组织的行政领导权。通过让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领导管理和生产，优秀工人和技术人员可以担任领导职务，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注8]
因而大多数前工人和学生造反派主张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将工人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构建类似于南斯拉夫的部分市场化和工人控制工厂生产的模式。这一诉求在随后的几年里进一步发展为更具体的问题，诸如厂长和党委的地位、企业基层工会的作用、职代会的职权范围、干部和厂长选举和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等。
作者：文森
[注1]邓等人结成的宽泛而不稳固的派系联盟是由个人关系组成的网络，可以称之为“平反干部派”或“实事求是派”。TA们团结在一起的原因是，都在文革时期被打倒过，以及一个强大的对立派别的存在——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派，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在随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分裂为改革派（如邓小平和赵紫阳）和保守派（如陈云和胡乔木），但派系内部成员彼此之间仍具备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
[注2]民主墙运动从1978年11月开始，持续到1981年上半年，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太原、广州、长沙、青岛等地。国内经济矛盾恶化和波兰团结工会的发生使得1980年发生了新一轮的工潮，因而民主墙运动在1981年上半年被彻底镇压。
[注3]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58-61
[注4]有关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及其工人自治模式，和其在中国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的系统性论述可以参见Yueran Zhang. (2024). Whither Socialism?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注5]这一思想脉络的发展可以追溯至1966-8年群众运动和1974年李一哲小组的大字报，二者均提出了新官僚阶层的兴起以及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问题。其次，Sheehan指出，虽然实际阅读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人数有限，但对其内容的讨论在民间广泛流传，尤其是在广东。此外，由于李正天丰富的知识和辩论水平，1974年对李一哲小组的批斗会反而被其利用，作为宣传他们观点的舞台，甚至得到了一些被政府叫来批判李一哲小组的老工人的认同。参见工劳小报 35期, 1974-1975年工业动荡中的工人抗议与不满; 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50; 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天安门事件
[注6]Han Zhixiong (1979) ‘Democracy in economic management’, In Seymour, J. D. (Ed.). (1980).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P162
[注7]王希哲是李一哲小组的成员之一。Wang, X. (1979). Strive for the Class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Chan, A., Rosen, S., & Unger, J. (Eds.). (2016).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Routledge.
[注8]Lu Min (1979) ‘How to run a factory’, In Seymour, J. D. (Ed.). (1980).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1979.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P165-6 (original title: Do Away With the Power of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of Basic-Level Organizations in Factories, Mines, and Other Enterprises”)
改革开放初期的放权让利路线
1978年底，正值民主墙运动进行之时，在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开端，以及邓小平登上权力高峰。此次会议后，邓小平及其同僚们在面对洋冒进导致的经济恶化和七十年代以来不断爆发的工人抗议与不满时，为了维持和巩固党的权力结构，确立了以“放权让利”为基调的改革路线。
相比于华国锋雄心勃勃的“十年规划”所偏重的重工业和高积累[注1]，邓小平及其同僚们倡导的改革范式则注重利润激励、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市场机制，将部分财权下放给地方，激励企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的同时，生产更多计划外的商品以留成和支配部分利润[注2]。为了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争取政治上的认同，企业留成的利润更多的用于继续上调职工工资[注3]，降低积累率，还实施了按劳分配的奖金制度[注4]。在经济结构上，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促进消费品的生产和住房服务的建设。因而，城市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工资和奖金，更丰富的消费品供应和住房条件。
党的领导层除了用“利润挂帅”替代“政治挂帅”，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外，在面对民主墙运动提出的工作场所中缺乏民主权利等诉求，邓小平等人倾向于发展威胁较小、易于控制的官方民主参与渠道。通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核心，恢复国营企业中工人选举车间主任、工段长和班组长等基层干部的机制，以此重新树立官方工会的威望。一系列涉及扩大工人参与管理企业权力的变革，包括讨论、监督和批评等一揽子职能，则是通过党委控制下的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固定下来[注5]，试图缓解和消融工人阶级整体对政治变革的要求。正如李先念在全总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表达出的对群众运动的恐惧：“十几年没有工会，靠那个“造反有理”的一些组织，弄得六神不安，搞了上十年。所以，恢复了工会、青年团和妇联。党为什么不用这些群众组织联系群众......要经常讲、不断地讲，讲运用工会这个强有力的组织，联系广大工人群众来做工作” [注6] 。
另一方面，党内同意扩大职代会职权的实践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确保权力的下放能够提高生产力，就必须要保证领导层具备出色的技术能力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在试点企业内将职工奖金和福利与工厂绩效直接挂钩，工人因而有动机选举出能干的领导来管理企业，避免权力过于集中的负面效果。企业选举制度也旨在配合促进政治与知识精英融合的目的，清理1949年前的革命干部和之后提拔上来的工农干部，培养更年轻、受过高等教育和具备专业技术或管理技能的新干部，不再从工人当中直接晋升干部。
因此，邓等人的“民主”不是工人所提出的让生产者逐步获得支配他们的生产条件和产品，并且决意摒弃毛的斗争哲学和周期性群众运动。邓贯彻了其对阶级斗争一如既往的深恶痛绝，在三中全会上宣布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消失，否定党内存在红色资本家的说法。1979年春，邓及其同僚们开始镇压批判中国政治和工业制度的民主墙运动，查禁民间期刊和逮捕民运领导人[注7]。
但是，镇压并未引起更多群众的同情。这是因为自七十年代以来，群众对“继续革命”路线感到失望，逐渐产生了政治冷漠感。同时，新的改革方针向工人投掷了糖衣炮弹，并强调生产力压倒一切的原则。实质上，这些都在瓦解工人阶级的意识，导致社会生活普遍去政治化。人民日报社论直白地表达了统治阶层的这一目的：“多出油就是石油战线的政治，多产煤就是煤炭工人的政治，多打粮食就是农民的政治，保卫边疆就是战士的政治，努力学习就是学生的政治” [注8]。
总的来说，这就是70年代末改开初期的大背景，党高层有关经济发展和群众政治权力一系列的政策的变化，并非是完整系统的国家发展战略，而是在上层经济发展路线的斗争，政治权力的争夺， 以及群众运动的压力中产生的。这些政策除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目标，更是恢复党的领导权威和对广泛的工人不满的一种政治回应。通过让步经济性要求，建立官方控制的各种“民主”形式，并压制工人激进的政治性诉求。
作者：文森
[注1] 1978 年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大力发展重型工业，大量引进外国技术和大借外债。由于“十年规划”的推行，1977-8年的经济建设发生了洋冒进，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财政赤字走高。生产性投资占82.6%，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所剩无几，衣食住行用品匮乏。十年规划的失败是导致“凡是派”失势的原因之一。
[注2]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立“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和7月颁布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济管理自主权的规定》等五个有关放权让利的文件确立了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有步骤地下放企业自主权给试点企业和厂长。并且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职代会制度。1980年1月颁发《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后，试点扩大到约六千多家国营企业。
[注3]为了刺激劳动生产率，国务院在1977年发布了调整职工工资的通知，大多数工人在1977-9年获得了连续的补偿式加薪。参见《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和陕西省劳动志 第四节1977～1983年职工升级。
[注4]企业留成利润主要用于技术创新、职工福利和职工奖励三个方面。但实际上，企业往往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分配利润。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同时提高工人的物质利益，导致留成利润的一大部分被用于奖金发放。此外，不同的企业和机关单位在调薪策略和激励程度上存在差异，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滥发奖金的攀比风。
[注5]赵紫阳. (1979). 中共四川省委、省革委关于进一步搞好地方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 收入 赵紫阳文集1975-1980. 四川卷.
[注6]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编). (1979).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78-1979）. 工人出版社. P64 - 71
[注7]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但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注8]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 (1979, 四月 11). 人民日报
团结工会的回响：1980-1981年的工人抗议浪潮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加大工业投资的同时，大幅降低积累率，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却不相应提高销售价格，加上工人工资、福利和补贴的开支增长过快和外债高筑等问题，致使在1979-1980年，财政持续出现巨额赤字[注2]。政府为了解决债务问题，选择增发货币，导致城市物价，尤其是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日益上涨的物价侵蚀了城市居民在前两年工资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有限增长，使得民众入不敷出，一些老工人抱怨改革开放后“生活福利如破瓶盛油日日少”[注3]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和幸存的民主墙地下刊物均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进行了广泛报道，在中国工人群体中迅速产生回响。在1980年秋至1981年初期间，上海、武汉、太原、哈尔滨等主要工业城市发生了罢工、怠工、游行、组织独立工会等形式的劳工骚乱，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趋势。据报道，在1980年秋季，北京爆发了20-30次示威和罢工事件[注4]。劳工动乱的原因是由于物质生活未能得到有效改善，以及对重新组建起来的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职代会）未能真正起到代表或保障工人利益作用的极度不满。波兰团结工会事件鼓舞了工人们的斗争意志，从最初希望在官方控制的工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到最终认识到工人必须要拥有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的工会。
上海横浜街道汽车修理厂的青年工人们赞扬波兰工人罢工的勇气，认为独立工会能为工人发声，敢于与漠视工人权益的执政者对抗。他们批评中国的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抱怨自己作为政治地位低、福利待遇差、劳动条件艰苦的街道工人，如果工会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将考虑退出工会。上海纺织机械公司机配件三厂的工人对新办集体企业的工资政策感到不满，威胁厂方如果不解决问题，他们将成立独立工会进行抗争。部分激进工人甚至声称，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将采取极端行动，将要爆发波兰事件，甚至考虑炸毁锅炉房[注5]。在上海新风色织厂，新近入职的五百多名返城知青同样不满于自己所处的工资等级，自发组织代表大会，选出来34名代表与领导层进行集体谈判。一些激进的青年工人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领导层不会回应他们的要求，并在会议后拆下厂牌，扬言要闹到市政府[注6]。新风色织厂工人的这一行为被王子明指责为文革式的串联[注7]。Zhang认为，1980-1981年的劳工动乱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更为公开的行动上，躁动不安的气氛在工人群体中的普遍蔓延，促使更多工人以更具创造和隐蔽的方式在车间内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有的工人在选票上写上“莱赫·瓦文萨”[注8]或者公开宣布要发表竞选演说[注9]。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讲话中决意废除党管企业的模式，虽然他更倾向于创建技术精英阶层，推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对其他管理方式摆出了“试一试”的态度。有野心而无威望的赵紫阳在8月升任国务院总理后，为了争取政治资本，向邓提出了更为自由化的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随后在44家企业进行试验。这一试验被媒体广泛报道后，许多非试点企业工人对其表现出极大兴趣，引发工厂内思想上的动荡，助长了工人动乱和斗争积极性。
虽然这一波工潮规模有限，并未发展为跨地域、跨行业、跨工种的集体行动，但工人们要求成立国家和党直接控制之外运作的独立工会组织所具备的政治性质，引起了还活在文革阴影下的党高层和基层干部的担忧和恐慌心理。尤其是少数青年工人认为文革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并非完全错误的，因此失败后还要发生第二次，第三次[注10]。在9月的人大会议上，彭真指责“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随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将以上以上“四大自由”从宪法中删除[注11]。
10月10日前后，波兰愈演愈烈的罢工潮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导致党高层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他们他们开始重视并认为中国可能出现波兰事件，对企业改革的态度也急转直下。党内保守派的声音占据上风，他们担忧如果将权力过多地转移到工人参与和基层选举机制中，工人的抗议有可能发展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发生中国的团结工会运动。因而涉及企业民主选举等议题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认为不合时宜，围绕文件的宣传和讨论立刻暂停[注12]。
虽然党内担忧“波兰病毒”在中国工人中蔓延开来，但不会真正满足工人的民主诉求，而是采用逐步压制加部分让步的策略。邓小平将持续的工人动乱，包括成立非法组织和发行非法刊物等行为，归结为“文革残余势力借用民主法治的民义搞破坏”，并威胁称，如有必要，可以采取镇压行动[注13]。
进入 1981 年，动乱势头仍然没有减弱的迹象。党高层在遏制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验，重新强调党的领导的同时，不得不开始重视全总向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如何安抚工人的意见，提高工会拥有的权力，来代表工人利益，并在6月颁布了《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避免工人对独立工会要求的进一步增长。虽然条例规定的工人在职代会代表总数中的比例从60年代中期的75%降至 60%，但在下一篇中可以看到，在1981-1983年的改革放缓期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职代会的制度化平息了这一波工潮。工人们可以通过职代会行使有限的民主权利，解决物质利益分配问题，并在工厂选举中产生影响。
注释:
[注1] 1980年7月，波兰爆发大规模的全国性罢工，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缺乏政治自由，并于8月31日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成立了全国性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
[注2] 1979年的赤字为170亿元，1980年的赤字为127亿元。
[注3] 《上海部分中老年职工有「三愁」、「四不满意」》，《內部参考》，第98期，页14-15。引自蒋华杰. (2021). 制度镜像-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奏. 二十一世纪, 185, 91–110.
[注4] Wilson, J. L. (1990). “The Polish lesson:” China and Poland 1980–1990.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3(3–4), 259–279. https://doi.org/10.1016/0039-3592(90)90011-A
[注5] 冯亦珍：《上海一些工厂商店的职工对领导不关心群众疾苦不满爆发罢工事件》，《内部参考》，第101期（1980年12月8日），页23。引自蒋华杰. (2021). 制度镜像-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奏. 二十一世纪, 185, 91–110.
[注6] 上海新风色织厂建立职代会，解决了企业内部矛盾【送陆铁夫同志、经委组织处】. (1981). 工会简报第70期; 上海市档案馆 C1-4-438-5.
[注7]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王子明发言 1981年11月. (n.d.). 上海市档案馆 C1-3-337-56.
[注8] 莱赫·瓦文萨是波兰团结工会的创始人。
[注9] Yueran Zhang. (2024). Whither Socialism?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注10] 宋任穷在全总九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81). In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 （1981）. 工人出版社. P38
[注11] Baum, R. (1996).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05
[注12] 蒋华杰. (2021). 制度镜像-波兰团结工会事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奏. 二十一世纪, 185, 91–110
[注13] 同上
80年代初期工厂中的斗争、安抚与镇压
在80年代初，城市改革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党的领导层开始加强工厂管理层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担忧过快地将市场机制引入国营企业，打破国企工人的“铁饭碗”，彻底剥夺工人在工厂中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会激起工人的强烈反抗，动摇统治阶层的合法性。党内对1980年波兰事件的关注，以及在波兰团结工会的影响下，1980-1981年中国几个主要城市出现的广泛工人抗议所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压力，迅速证明了这一点。党领导层在确保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同时，不得不谨慎地开放部分民主空间，以职代会为媒介，为工人提供一个从工厂管理者那里获得让步的机制，以缓解工厂内部矛盾。
同时，随着官方对工人生活水平严重匮乏的承认，物质诉求不再是一种政治禁忌。党的领导层鼓励企业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工人的物质生活需求，以及国营企业管理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留成利润用于奖金发放，住房建设以及其他福利设施的改善等。非生产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21%上升到 1982 年的 46%。这种变化为职代会行使权力，解决与工人生计利益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
厂领导对于职代会的恢复则表现出极其厌恶的情绪，工农煤店的经理张连生说“有支部领导就行了，还要搞么事职代会，搞出鬼来了，搞了几十年还要接受职代会的监督。”东西湖棉花站支部书记吴贤良同志说“什么七细则八细则，什么职代会，这会那会，都得听我的。”
民主权力的下放固然是工人参与工厂事务管理的必要条件，但真正的权力行使需要通过工人与工厂领导之间的激烈斗争，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住房分配是工厂中最为激烈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前采取的重积累轻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模式，导致普遍的住房短缺和住房条件差，新建设的公寓楼供不应求。许多工厂领导提出了学历、职务和级别三个标准，在分配次序和住房面积方面优先考虑技术和管理干部[注1]。工人们则秉持着平等主义原则，坚持更加公平地分配“蛋糕”，优先考虑资历，家庭人口和生活条件。
官僚们腐败和滥用权力导致的不公平分配[注2]，以及对职代会决议的擅自否决或修改，让工人们产生的强烈不满情绪，促使他们采取出岗不出力，让车床空转，甚至罢工或占据未竣工的公寓等行为。例如，1982年，武汉机床附件厂分房过程中，一方面厂领导忽视职代会的存在，指定分房小组成员；另一方面，党委副书记和厂长又绕过分房小组的方案，直接干涉住房分配。在已分配的新旧住房共计168套中，有34户不应分得住房，其中中层管理者或一般干部约占一半。而分房小组制定的分配方案中，有19户没有分到住房。第一批分房开始三天，工人就发生了打架事件。极不合理的住房分配让工人十分恼火，导致全厂停产一周、半停产近一个月。[注3]
在这种压力下，多数企业不得不将住房分配权下放给职代会，让职代会负责住房分配。例如，在上海化学试剂一厂，职代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职工分房委员会[注4]。委员会公布了新住房的分配对象和标准，规定三天内无投诉则方案生效。1982年，通过这种方式分配了635.8平方米的住房，安置了44户住房条件特别差的家庭，无一户提出申诉。[注5]
在将职代会作为安抚群众工具的同时，邓等人于1981年6月完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们利用“十年文革”的历史划分模式和统治精英权力斗争的范式，将1966-1969年的群众运动、1969-1971年的军方镇压时期以及1971-1976年的四人帮时期混淆在一起。
1982年，党的领导层对工人造反派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大规模镇压。统治阶层通过将造反派工人塑造为邪恶的，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以及四人帮的帮凶和走狗，发起了一项名为“肃清三种人”的行动[注6]，大批人被流放、监禁或处决[注7]。实际上，在1974-1976年，工人造反派才是四人帮最大胆的挑战者[注8]。造反派的唯一“罪行”是，他们攻击了邓小平和刘少奇等党内官僚，并在1969年文革结束后敢于继续质疑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注9]。例如李一哲小组对四人帮政策的批判，以及民主墙运动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新政权的批判。
这样一来，掩盖了文革时期工人造反派的激进行为是与党内享有特权、剥削工人劳动果实的走资派特权阶层进行的斗争，从公众意识中抹杀了三年群众运动时期实际发生的事情。
总的来说，在80年代上半叶，党内官僚通过满足工人物质诉求，并在职代会职能运作较为良好的企业中，使工人能够通过职代会解决住房分配、职工子女就业、奖金分配以及干部特权等问题，从而缓解了大多数工人的不满。同时，党领导层还进行了对工人造反派的清算，并在1982年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权。这些措施在整体上消解了文革以后积聚起来的群众力量，遏制了工人阶级在总体上利用之前积累的政治运动经验并将其进一步延伸和扩大的革命潜能性。另一方面，80年代初的职代会扩权固然带有官僚“收买”的成分，但工人通过有限的民主来解决切身物质利益诉求的实践，客观上也构成了对改开前轻视生活改善、动辄批判“经济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和必要调整。
作者：文森
注释:
[注1] 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74
[注2] 北京电子厂工人朱静贤（音译）回忆到，工厂里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住房分配纠纷：“群众抱怨工会领导制定的标准过于偏袒自己。事情闹得很大。最终，这些规定被彻底废除，并重新召开了一次职代会。会议开了好几次，专门讨论住房问题。人们非常积极，因为住房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是一生中的大事”。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75
[注3] 此外，武汉油毡厂、武汉明胶厂和半导体二厂等多个单位，都曾发生过因工人无权分配住房而发生抢房纠纷或停产、半停产的事件。参见武汉市档案馆，XX000091-WS04-41-8，武汉市总工会办公室编《工运情况》增刊第八期《当前职代会工作中值得注 意的一些问题》，1982 年 6 月 29 日。
[注4] 这一时期，住房分配通常通过两种模式进行。第一种是，职代会民主推选职工分房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群众信任的车间和部门代表组成，其中工人应占半数以上，负责实际的住房分配工作。第二种是，职代会制定指导方针，工厂行政部门依此执行住房分配。
[注5] 湖北省档案馆，SZ001-8-579-3，王家才《真心依靠群众 民主管理企业》——省委工业工作会议发言材料之十， 1981 年 9 月. In Yueran Zhang. (2024). Whither Socialism?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注6] 在官方的论调中，"三种人"是他们恐惧的造反派的总称，将其定义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参与派别斗争、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以及少数打砸抢分子。陈云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注7] 安舟在他的书中同样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对造反派的清洗。数千名前造反派领导和活动分子被监禁，其中许多人被判处长期徒刑。据申诉者声称，仅在河南有超过100万人被拘留，其中约4000人被判入狱。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6; 焦裕录战友张钦礼：一个受拥戴的罪人
[注8] 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52
[注9] Chen, A. (1992). Dispelling misconceptions about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necessity to re‐examine cultural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period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 61–85.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9208724156. P72-73
1984-1988年城市市场化改革与资本主义过渡
（一）厂长负责制及其对工人的影响
在整个1980年代上半年，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改革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改革派采取的是不争论的策略，用实践来说话。耕地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改革在农村的成功、经济特区的建立和价格双轨制在市场流通环节中造成的混乱，孕育了价值规律，使得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不断扩大。在党内和社会上，进一步放开市场，将改革中心转移到城市的呼声不断加强。
1984年初，为了在城镇国营企业中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起草《工业企业法》，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以彭真为首的调查组在长三角地区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调研[注1]。在之后的报告中，调查组明确表达了对80年代初短暂试行的职代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不满，指责职代会在生产决策制定和企业管理上未能正确行使职权，过于关注工厂工人的局部和短期利益，阻碍了长期生产力发展的目标。
这个调研结果背后的逻辑在于，领导层在改开初期向地方政府和企业让渡部分权力和利润后，没有达到显著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劳动纪律的效果，还加剧了国家财政困境，他们将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职代会赋予工人的民主权力：一方面使得留成利润多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奖金和福利；另一方面，厂长选举制直接影响了厂长的任命，使得厂长为了在选举中胜选，在制定决策中必须优先考虑工人的意见和利益，而不是实施严苛的纪律来约束工人和抑制工人的物质诉求。
更戏谑的是，党领导层发现，尽管在意识形态宣传上一直抨击旧时的平均主义是不合时宜的，是错误的社会主义路线，宣称它助长了工人好吃懒做，吃大锅饭的心态，但当他们试图通过扩大工资差异和奖金激励来分裂工人阶级的措施时，遭到了工人们的强烈抵制。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们深知，在管理专制加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分化导致的竞争和不平等加剧，最终必然朝向有利于技术精英阶层的发展，同时剥夺工人仅剩的参与管理自己企业的能力。工人与企业高层领导的薪酬差距只会日益扩大，有时高层的报酬可能是工人的二三十倍，而且这些奖金往往不需要职代会的事先批准[注2]。因而，在工人们有权分配奖金时，他们继续坚持平等主义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分化政策。例如，工人在小组“评估和比较”会议上发放奖金时，采取非正式的轮换制度，让工人轮流领取最高奖金[注3]。
正因为如此，党领导层和政策制定者们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自上而下赋予工人的结构性权力，包括永久性就业保障、对工人基本生活水平保障的要求、物质分配权和选举厂长的权力，极大地削弱了企业内部管理者的权威，并阻碍了通过奖金激励生产的努力。如果不能使厂长从既要受制于党委的命令，又要适当地听取工人意见的双重责任中解脱出来，将难以有效地让统治者在生产和管理方面做出决策，服务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的目的。
痴迷于技术官僚和专家治厂的邓小平在1980年构想的董事会领导的厂长负责制的方案开始逐步实现，资本主义的触手开始全面伸向公有制核心的国营企业当中。并且，“国家经营，全民所有”的概念被彻底地歪曲为国家所有制，统治阶层诡辩地声称，只要国家在制度和法律层面上是社会主义，那么生产力不断地发展会使得国家自动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而迫使工人在劳动纪律和生产定额的压力下，服务于为“社会主义企业”积累财富的目标。他们绝口不提官僚体制内部阶级性质转变以及生产关系变化的出现，官员们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从公共服务转向了更市场化的方向，以及从强调工人集体参与管理和决策，转向了以利润为导向，强调管理层对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劳动成果和工人的控制。
图：八十年代厂长负责制下的部门权力关系与职能分工[注4]
1984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扩权十条[注5]和厂长负责制，宣示着权力的天枰完全倾斜向厂长，首先以党委退居二线，厂长独揽大权的面目出现，并将职代会和工会边缘化。例如，1986年，天津市总工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某些企业中，一些职代会代表因在主席团会议上质疑厂长而被降职并扣除奖金。在其他企业中，由于职代会分房委员会与厂长意见不合，厂长决定解散委员会[注6]。在另一家玻璃厂的例子中，厂领导取消了工厂和车间的职代会常务委员会，原本每年两次的大会全体会议也变得不再频繁。工厂于1987年选出的第九届职工代表大会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仅召开了四次会议[注7]。
到1985年底，绝大多数国营企业转变为了厂长负责制。厂长们最终获得了部分剩余价值的支配权、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直接管理权，以及部分的人事权，有权任命、调任和解聘中层干部，导致了工作场所内的管理专制和民主权力的削弱。厂长可以实行更为严格的劳动纪律，并任命亲朋好友担任企业的中层职位。这一现象常常被工人和学者描述为倒退回五十年代的“一长制”[注8]。一名于1981年进入一家重庆钢厂工作的工人回忆道：“我刚进厂时，工人可以发言，我们有权发表意见。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之后）整个系统都基于厂长责任制。在车间和小组也是一样——领导一个人说了算。他说什么就是对的，工人不能发言。[注9]”
这清楚地表明，在工人不具备对社会生产的实际控制权，否定工人具备参与生产管理和技术革新的能力，并将全民所有制扭曲为国家所有制的背景下，80年代初企业自主权的下放、厂长权力的扩大，以及将工人权力局限在单一企业内，禁止工人任何对其他工厂事务过问和跨工厂联合的行为，从一开始就与真正的工作场所民主管理和工人参与相悖。其结果必然是，在“利润挂帅”和财政困境的影响下，工人在自己企业中仅剩的民主权被一步步剥夺。通过将生产过程的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交给具备专业知识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实现管理人员在企业内部的权力私有化，支配工人为资本增值的逻辑而服务。在这一基础之上，培养国营企业“市场主体”意识，逐步改造为一个能够自负盈亏并以利润为主的商品生产主体。
因而，在与保守派的市场改革路径分歧上，改革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悄然地在“不争论”中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过渡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滚滚车轮得以继续前进，突破了计划的束缚。借用陈云的笼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比喻，新的“计划商品经济”将允许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鸟儿在中央计划这个新扩大的笼子里比以前更加自由地飞翔。当笼子扩张到足够大时，其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注1]彭真与《工业企业法》的起草; 彭真与调查研究
[注2]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98
[注3]Sheehan, J. (1998). Chinese workers: A new history. Routledge. P169
[注4]图片来源：《关于“东北衰落”的生产与再生产·企业制度篇》
[注5]扩权十条是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注6]天津市档案馆，X044-C-000984-001，《关于全市开展职代会工作检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86 年 5 月 3 日。
[注7]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7
[注8]在五十年代，中国采用的是斯大林式的集权工业组织和管理制度，即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基础的苏联一长制，俗称“马鞍宪法”。
[注9]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8
（二 ）官方民主渠道的瓦解与工人对管理专制的抵抗
在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后，厂长全面掌控了企业的管理与工人事务，而职代会作为工人参与企业决策的权力机构，则迅速走向衰落。如表1所示，1986年新颁布的职代会条例表面上延续了1981年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工人参与权，但实际上支持了工作场所民主衰退的趋势。模糊的定义削弱了工人对管理层的监督和决策参与的具体权力，使职代会从一个实质性的权利机构退化为形式上的象征。工人们抱怨说“他们派代表去开会只是为了举手”，“工人只有在满足领导的需要时才被允许召开职代会”，工人代表“不是由工人选出的，而是由领导指定的”，职代会主席团已经变成了“支部书记的联席会议”。[注1]
尽管在部分企业中，职代会成功动员起来，迫使厂长撤销或搁置了一些侵害工人权益的政策，但这些情况往往与尚未被废除的“终身雇佣制”等社会主义企业的核心特征有关。例如，武汉钢厂领导在1987年曾试图提出一项新规定，允许工厂解雇一年内迟到五次以上的工人。但在职代会小组会议中，绝大多数代表一致反对，强调职代会应当保护员工的权利，最终使这一规定被搁置[注3]。然而，在绝大多数工厂中，职代会则沦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橡皮图章，在涉及企业改革和管理层决策等问题上被彻底边缘化，只能被动地认可管理层的决定。任何反对意见都可以被厂长一票否决，甚至提出异议的职代会代表还可能面临降职、扣除奖金或其他形式的恐吓。[注4]
工人所能依赖的求助对象只剩下基层工会干部。然而，事实表明，工人往往不会选择求助工会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随着厂长在人事问题上的决策权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工会的任命愈发受制于厂长的意愿。为了保住职位，工会主席通常会让工会干部当选为职代会代表，防止那些敢于挑战厂长权威的“麻烦制造者”破坏工会主席与厂长之间的关系[注5]。因而，工会在保护工人方面一如既往地无能，要么站在厂长一边，要么敢于维护工人权益并挑战厂长决策的工会干部同样会面临被管理层威胁的命运。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工会才有可能充当保护工人权益的角色，譬如在工作环境极其危险，严重违反安全生产规定时，工会被允许“支持工人行使抵制违章指挥，拒绝冒险作业和及时撤出危及生命安全的作业现场的权利”[注6]。
另一方面，在厂长掌握决定工资和奖金分配方案的自主权后，除了直接削弱职代会和工会的影响力外，还利用经济杠杆来削弱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的动力。张跃然指出，这些方案将工人的收入与其个人生产绩效或其所在车间的总产量挂钩，忽视了工人在职代会活动中投入的时间应如何补偿，使得工人逐渐将职代会视为影响其收入的负担，从而变相剥夺了工人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力[注7]。Philion在分析其引用的一家机械厂案例时同样指出，工人们认为当选职代会代表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好处，顶多只是一个暂时脱离工作的机会。对他们而言，真正重要的是通过选举（而非直接任命）工会干部进入职代会，从而确保更多地接触管理层并协商社会福利[注8]。
随着可用于工人表达意见的有限官方渠道的瓦解和管理专制的加剧，工厂内部的腐败、裙带关系和利益交换现象的日益滋生，促成了利益和庇护网络的形成。管理层通过这些网络控制着资源分配，并利用频繁的罚款、特权加薪与晋升来维持权力。而普通工人在层层剥削和不公平分配下收入日益减少，使得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再次激化。例如，在一家工厂中，厂长将迟到的罚款从1元提高到30元，秘密向每位车间主任发放800元奖金，并撤销合法选举的职代会代表，工人在厂长无视他们关于这些问题的询问后举行了罢工[注9]。
自1984年起，车间内的动乱再度频发，罢工、怠工和其他形式的抵抗行为时有发生。据18个省市的工会分会统计，1985年11-12月发生了120起罢工、停工和集体请愿事件，参与人数达九千人[注10]。这些事件中，70%至 80%的起因是与工资相关的不满……一些地方在1986年春节前后相当不稳定。工人中的消极怠工和工作闲散现象更加普遍[注11]。1986年1-4月，多地发生了100多起工人停工停产、集体上访或游行等事件。这些事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于管理层的官僚作风，侵犯或不解决职工权益问题，包括对工人滥施扣罚、工资改革方案违反程序，没有经过民主讨论等[注12]。
[注1]Wilson, J. (1987). The Institution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the Chinese Enterprise Since 1978. Worker Particip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Reform. P298-328.
[注2]表格来源：张静. (2001). 利益组织化单位: 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 P49
[注3]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2
[注4]具体案例可以参考上一篇文章：工劳小报第46期,（一）厂长负责制及其对工人的影响
[注5]Philion, S. E. (2009). Workers’ democracy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 Routledge. P70
[注6]《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届二次执委会议决议》，1984 年 12 月 27 日，载于《工业企业管理文件选编》. P245-64
[注7]Yueran Zhang. (2024). Whither Socialism?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注8]Philion, S. E. (2009). Workers’ democracy i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 Routledge. P71
[注9]常凯《工潮问题的调查与分析》,《当代工会》第 1 辑，第 51-59 页，1988 年 9 月. 引自Yueran Zhang. (2024). Whither Socialism?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169
[注10]《陈秉权在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86 年 3 月 12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1986）》. P174-180 . 引自Yueran Zhang. (2024). Whither Socialism?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167
[注11]《陈秉权在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6 年 1 月 18 日，载于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选编 (1986) . P62-70. 引自Yueran Zhang. (2024). Whither Socialism?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167
[注12]罗干,《更新思想观念 正确处理矛盾 扩大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的结果》,1986 年 8 月 3 日，载于《中国工会十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
（三）以罚治厂、动乱加剧和频繁加薪
在明确的政策支持和授权下，厂长们延续了他们在80年代初对职代会的厌恶和抵制态度。即便面对工人的极大不合作和抗议，他们仍然没有任何意愿恢复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因为这会对企业市场化改革和管理层对这一过程的垄断构成挑战，而这种权力的丧失正是导致工作场所动乱的根本原因。为了维持生产秩序并压制这种反抗，厂长们对那些挑战他们权威的工人施加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1987年，在青岛的一家压力表厂中，一名工人因为批评企业领导虚报生产数据和制定过于苛刻的医疗费赔偿规定，被迫退出他在职代会的岗位。工会负责人还将这位工人代表调离生产岗位，使其处于待岗，每天领取一元生活费的窘迫境地。[注1]
事实上，以罚治厂的方式不仅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的行为，反而加深了工人对滥用职权的企业领导的集体敌意和反抗。如果工人的物质需求还得不到满足，那么所有不满爆发的最后结果就是消极怠工的进一步加剧，例如“增加次品率，活没人干，以各种借口导致生产环节衔接不上，上班时间聊天、打毛线、看报纸”[注2]。1986年全总的一项调查报告进一步展示了工人是如何以各种形式的抵抗来反击管理层：
“工人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惩罚我们，但我们有权被动怠工和浪费东西，尽管我们没有其他权利。’‘你罚我们五元，我会通过造成十倍或一百倍的经济损失来补偿。’‘如果你出现监督，我会认真工作，但你不在时我就不会那么在意。’结果，他们只有在经理在场时才努力工作，而在经理不在时则怠工……在山西省阳泉的一座矿井里，出勤率和生产绩效曾经很好。但自从惩罚变得过度以来，出勤率下降，事故增加，生产产量下降。1985年上半年，机器事故导致矿井损失了4242小时的生产时间和16.5吨的产量”。[注3]
在厂长尚不具备解雇工人的权力，且企业享有更大经济自主权的背景下，工人们的各种行为迫使厂长利用他们手握的经济权力，来广泛使用留存利润加发奖金和改善生活福利而不是将利润投资于资本项目，以试图安抚工人的不满，换取工人对他们权力被剥夺和不公平分配的同意与容忍。张跃然在分析厂长负责制的推行与大规模全员加薪之间的关系时清楚地指出，频繁的全员加薪和奖金发放之所以成为厂长们维持工人基本认同的唯一选择，是因为这样既不需要他们牺牲个人权力，也不必冒险打破通过特殊利益分配和职位控制来拉拢中层管理人员所建立的庇护网络[注4]。因此，工人们物质待遇的短期大幅提高，正是工作场所内民主权利被削弱的结果，迫使大多数工人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他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以工厂中地位的下降和集体参与权利的丧失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无条件提高工人待遇成为了维护厂长独裁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整体来看，在厂长负责制的时代，工人对管理层的对抗情绪愈发明显，导致许多工厂陷入了频繁的怠工，双方在妥协与持续的敌意中徘徊。尽管管理层通过巩固专制统治和削弱工人政治地位来试图压制工人的声音，这些手段并未成功地使工人成为完全顺从的机器。相反，工人们在工作场所内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日益增加，无论是日常生活中更细微更隐蔽的个人行动，还是更公开更不常见的集体行动方式。
在工人们的积极抵抗下，统治阶级精心设计的物质激励系统和反民主政策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反作用。这些政策本意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遏制工人利用职代会对厂长施加的影响力，以压低工人收入，解决财政困境。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厂长负责制的年代，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进一步加剧了80年代末的恶性通货膨胀[注5]。也正如劳动部官员何平所承认的：“职工的工资不能不加，否则生产就会陷入瘫痪”[注6]。虽然何平没有指明导致生产瘫痪的具体原因，但其间接地佐证了工人利用其单位成员合法身份对工厂施加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虽然1984-1987年的工人抗议缺乏明显的政治诉求或自我组织的迹象，未能如80年代初的工人浪潮那样，引发党高层的强烈政治危机感，但工人们在工厂中采取的罢工、怠工、增加次品率，偷懒等行为，迫使厂长们频繁加薪以安抚他们的不满。工人们所展现的能动性使得厂长负责制的意图与实际结果形成鲜明对比，企业市场化改革所追求的利润导向，树立管理者权威和遏制工人收入增长的初衷未能如统治阶级所预想般发挥作用，从而对党高层和企业管理层的市场化改革意图构成了实质性挑战。
（四）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与劳动合同制
在1984年底开始全面推行城市改革后，由于高层意见不一，工人和老干部对打破“铁饭碗”的抵制，以及地方政府对新税制的反对等多方面原因，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并且爆发出一系列的问题。利改税增加了最赚钱企业的税负，削弱了这些企业增加利润的动力，导致国家从企业所得税中获得的收入也随之减少，1986年出现83亿元的财政赤字[注1]；短缺经济下消费型轻工业快速扩张，燃料和电力供应短缺；拨改贷后，厂长们为了追求各自企业留存利润，利用银行贷款大规模投资盈利项目，导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和轻重工业比例失衡；企业消费基金规模的快速扩张，尤其是为了安抚厂长负责制实行以后工人的不满，大规模发放奖金和补贴，甚至利用银行贷款来支付奖金，加剧了货币超发问题[注2]；农村集体工业的快速增长也因低效和冗余企业的涌现而加剧了财政失衡。在多种趋势的汇合作用下，结果是恶性通货膨胀螺旋的开始，在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第一次的经济过热和动荡。
1986年，持续的财政危机和通胀迫使整个社会逐渐接受市场化逻辑的核心：商品的价值不仅由劳动投入所决定，还受市场需求和供给波动等多方面的影响。在这个逻辑下，过去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管理模式和劳动组织方式不会立即消失，而是在资本主义过渡时期逐渐融入市场竞争，被吸纳和并入到价值规律的轨道之中——依赖商品交换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运作，从而将商品系统外部的劳动力、资源和产品粗暴地纳入到其内部之中。
因此，关于打碎“铁饭碗”，要求企业根据市场需求配置一切资源和推动企业摆脱国家直接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即便大规模私有化仍未被统治阶级视为政治上可行的方案，但在改革派经济学家看来，只要企业继续承担着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等非经济责任，就难以实现利润导向的政策目标，难以通过解雇工人来灵活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
1986年，为了寻求利改税的替代解决方案和遏制工人消费基金的扩张，在所谓的分离“经营权”和“所有权”的掩饰下，以赵紫阳为首的政策制定者们制定了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即“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将企业承包给个别管理者，使其担任厂长的角色，企业的盈利与亏损责任以及每年上缴国家的利润和税金目标均由厂长承担，并且任何超过上缴配额的剩余利润都可以保留在企业内部。这一责任的加重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厂长的管理权和独立性，使其全面掌控企业人事管理，工资、奖金和产品生产、销售等一切活动；另一方面，每个企业都变为了一个独立的谋利单位，使得厂长可以将公有财产视为私有财产来处置。到1988年年底，已有93%的国企采用这一制度。进一步的，内部承包制使得在大型国营企业中，分厂、部门，车间、班组也被分别承包给它们的负责人，每个单位都成为独立的利润中心，加剧了企业内部的腐败现象和敌对情绪的蔓延。
其次，尽管国企仍然难以通过解雇来减少劳动力（但并非不可能，80年代后半期已出现了失业现象），但企业承包制鼓励企业通过减员增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广泛采取优化劳动力配置措施，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冗余工人”。通过将这些不服管教、技能低下、年龄较大或身体欠佳的工人送入附属集体企业、附属劳务公司或地方政府成立的劳务公司，以强化对劳动力的控制，并在不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减少工资总额的支出。这意味着，工人的名字将从企业的工资单中移除，但个人档案中不会出现正式解雇的记录。到了80年代末，商品市场的增长刺激了劳动力市场的开放，这种做法变得更加常见。因而，工人愈发感到其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丧失——自己只是可以被管理层任意处置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
在这个制度下，车间主任有权开除工人，如果没有其它车间愿意接收，该工人就会被转到劳务公司。如果劳务公司也没有工作提供（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工人将被遣送回家，成为待岗工人（下岗待就业）。待岗工人面临几种选择：停薪留职自谋生路，接受再培训或人力资源开发，或回家待业、长期休假，仅能领取一定比例的工资或一些生活补贴（通常为标准工资的60%-70%），奖金则被完全取消[注3]。然而，工人的实际收入极大依赖于补贴和奖金。到1987年，补贴和奖金已经占国营企业工人和干部实际总收入的33.6%[注4]。因此，失去这些补贴和奖金对工人的生计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与此同时，在80年代日益喧嚣的“让妇女回家”思潮背景下，侵犯女工权利的现象普遍出现。女工占据了裁员中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在亏损企业关停并转的过程中，四五十岁女性经常是第一批被迫离职、回家待业的群体，从而引起了各级妇女协会和女工们的抗议。1987年，厦门市总工会女工部及其下属的女工委员会共收到约2800封来信、来访以及各种申诉案件。此外，在Walder对某企业的访谈中发现，休产假的女性被迫休假长达18至24个月（远超国家规定的56天），期间只能领取相当于80%工资的收入，并且没有奖金。那些拒绝接受此类安排并坚持国家规定权利的女性，返回工作岗位后往往被分配到更为艰苦且薪资较低的工作[注5]。
同一年劳动合同制的推广则导致了工作单位内的阶层分化。固定工继续享有终身就业保障，而自1986年后雇佣的新工人和临时工不再享有这种保障，必须与工厂的新管理层签订有限期的雇佣合同，从而将合同工置于不稳定和不公平的就业境地。厂长可以在试用期内随意解雇合同工，合同期满后也可能因不理想的绩效而被辞退或不续签合同，而无需职代会的批准。改革派将这种用工形式粉饰为，它赋予了管理者解雇员工的自由和工人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合同工缺乏工作保障和晋升机会，基本工资更低，不享有单位福利，例如住房、医疗和养老。在1987年上半年，《工人日报》收到了100多封合同工的来信，工人们抱怨尽管他们承担了最艰苦、最危险、最肮脏的工作，工资却仍然受到歧视；学徒期满后被剥夺晋升机会；工人在生病、受伤或进入全日制大专学习时被解雇。此外，合同工和临时工普遍被排斥在工会和职代会之外[注6]。
工矿企业的合同工和临时工数量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急剧增加。非永久雇佣的国营单位员工比例从1976年至1984年的14%-15%左右，飙升至1989年的26%[注7]。到 1990 年，在纺织、建筑和煤矿开采等行业，合同工占劳动力的 50% 到 70%[注8]。同时，国企开始更多地从农村中雇佣临时工和合同工，特别是单身年轻女性。户籍制度的作用俨然转变为对新兴无产阶级实施劳动控制的分层手段。农民工常常需要支付高额费用才能获得工作机会，并且只有想办法获得城市户口后才能居住在单位宿舍楼。
虽然法律上的产权归属尚未发生变化，大型全民所有和集体经济部门仍然存在，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然开始生长。随着承包制和劳动合同制的施行，企业开始广泛采用资本主义劳动实践，如加强劳动纪律、优化劳动力、施加惩罚措施、提高生产标准和重新制定工资和奖金方案。其后果是，老工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被剥夺，同时在新兴的无产阶级群体中，产生了“被雇佣者”和“次等工人”的意识，使其愈发接近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工人。
[注1]Li, Huaiyin. 2023. 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2]有关大规模加薪和工人动乱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工劳小报 #48 副刊，（三）以罚治厂、动乱加剧和频繁加薪
[注3]Walder, Andrew G. 1991.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The China Quarterly 127:467–92.; Lau, Raymond W. K. 1997. “China: Labour Reform and 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king Class.” Capital & Class 21(1):45–80.
[注4]Martin, Michael F. 1992. “Urban Incomes, Worker’s Democracy and the Spring Upris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4:136–65
[注5]Walder, Andrew G. 1991.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The China Quarterly 127:467–92.; Lau, Raymond W. K. 1997. “China: Labour Reform and the Challenge Facing the Working Class.” Capital & Class 21(1):45–80.
[注6]Howard, Pat. 1991. “Rice Bowls and Job Security: The Urban Contract Labour Syste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5:93–114
[注7]Andreas, J. (2019).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4
[注8]Li, Huaiyin. 2023. 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